在文人艺术及家乡台湾农民生活的双重影响之下，阮义忠创作了一批有着自己热情的黑白影像。

　　他对自己执著了22年的艺术形式所抱的看法，就跟他以故乡为题的黑白影像一样直接了当，毫不矫情；这些影像已经成了“阮义忠”的同意词。“对我来说，摄影就是摄影，”阮义忠理所当然地表示：“没有必要去分什么类别，我所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超越纯粹的记录性和地域性。”

　　阮义忠是纪实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布列松的忠实信徒。这位法国大师深信相机是眼睛的延伸，透过这个工具可以捕捉到决定性瞬间，而阮义忠也有同感。“摄影除了见证周遭世界之外，也是摄影家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补充说明到：“摄影必须超越纯粹的报道，才能肯定它所记录的东西，整个过程，从选择主题、调整光圈和角度开始，我们必须肯定每个步骤，有意识地去追求一个理想，一个定能成为我们摄取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的理想。”

　　然而，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或者其它东方摄影家的作品有同样的风格，阮义忠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份双语月刊《摄影家杂志》，纽约泽西州纳特利公司发行——目的就在于提升世界对亚洲人摄影表现的认知。这份刊物的编辑方针来自阮义忠对此媒体放诸四海皆准的坚定信念。“我真正想传达的是，时代改变下人性所面临的考验。”他说：“这个主题是宇宙性的；因此“台湾摄影家””和“国际摄影家”这两个身份区别，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个台湾最著名的人文摄影家的早年生活，透露出他由一介农家子弟成为一个放眼世界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崎岖过程。1950年出生于宜兰县头城镇的阮义忠是一位木匠的三儿子，他的童年，除了上课，多半时间都耗在家里的菜园，做些台湾农村例行杂务。“从小，我们就是农夫。”他回忆着：“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可耻的印记。”

　　长期的逃学旷课使阮义忠遭到被开除的命运，要继续学业就得转到叔叔居住地的学校，距离家乡有一个钟头的车程。不过这个转变却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培养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引导他去追求严肃的摄影。

　　阮义忠迫切地想要摆脱农身份，因此，一本又一本地阅读着文学、哲学作品，好让自己在课堂上能以文人之辞藻高谈阔论，“我所受到的影响包括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他表示：“法国新小说，欧美的抽象艺术，前卫的敲打乐以及艰深难懂的现代诗，这一切构成了我极欲同化其中的梦土——所有这些文字、曲调、图像……是一点现实生活中的人间性和泥土味都不带的。”

　　直到经历了联考落榜、几年兵役、对诗的短暂热情以及成功的插画家生涯以后，摄影才彻底改变了他对生活的看法。“照相机让我从做了很久的一场噩梦里清醒过来。”他在描述自己年轻时相当排斥的乡下生活的摄影集《人与土地》里，这么写着：“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一群人与那一片土地，让我能发觉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作挚爱，通过我的相机，那些人，那些土地，使我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透过摄影，阮义忠发现自己只要把相机的取景器举到眼前，看着镜头里的景象，就立刻得到解放。“从取景器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眼目视清晰得多。”他解释到：“你面对的一切，一下子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来，让人无法像往常一样，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浏览周遭的事情、慢慢地，我发现，拥有真诚、善良这些可贵气质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大多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土地中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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