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巴黎之后，他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后又移居斯洛文尼亚的乡村。1992年，他回到法国，全身心地投身到摄影，不断到巴尔干、黑海地区、前苏联、日本、加勒比地区、耶路撒冷和波罗的海旅行。

　　1995年，他在弗勒里-梅罗吉（Fleury-Melogis）的青少年监狱（在巴黎南部，欧洲最大的监狱）建立了一个专为青少年犯人开办的摄影学习班。在那里，他教授学员如何创造性地拍摄，如何洗印照片。他们的作品在监狱里定期展出。卡蒂埃-布勒松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一年要去好几次，威廉·克莱因和马克·里布也到过那里给予他们鼓励。2000年，他在斯洛文尼亚的Celje的青少年监狱，创建了另一个摄影学习班。随着这些项目的开展，他开始在前苏联地区的年轻犯人中间进行类似的摄影交流。

　　克劳迪·斯鲁本的照片在世界各地展览中展出，曾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欧洲摄影之家、水之堡摄影博物馆、东京大都会摄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他使用徕卡M4-P相机和28mm镜头。

　　他总是深思熟虑后才说话，交谈的时候语句缓慢，总是提问而不是迅速作答。这大概是因为斯鲁本在被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之间撕扯着，他的护照上写着“法国”国籍，但是他在斯洛文尼亚长大，在法国他总是被看作是外国人。他首先对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存疑。

　　他在Picto（巴黎最早的专业图片制作、输出机构）参加过乔治·费弗尔（Georges Febvre）这个20世纪具有传奇色彩的暗房大师的培训课程。但是他的影像表达超出技术的范围，克劳迪·斯鲁本说：“对我来讲，摄影在很多方面就是在处理语言。一张好的照片就是一句结构优良的话语：它向那些不在现场的人们阐释一个事件。”

　　斯鲁本一直在拍摄黑白照片。他的画面语言就是黑色，他的照片从恣肆的黑色中获得生命，没有锐利的分辨率，却有一种既容易被理解也让人不安的氛围。斯鲁本说，甚至在16岁的时候，他就精确地知道他喜欢哪些照片，不喜欢哪些照片，“从那时到现在，我喜欢的照片都是既描述现实同时又超越现实。”他不否认在这方面他受到罗伯特·弗兰克的影响。他一直致力于自己心目中的独立摄影。这是一种远离主流和不受拍摄任务干扰的接近摄影的道路。

　　他认为摄影需要独立地选择拍摄题材，斯鲁本说：“当我开始一段旅程，我知道它要花费多长时间。但是在到达和离开之间，我会尽可能保持心灵的自由，如同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行走。”因为一直在行走，他的作品中包含着时间的主题。他对人有兴趣但不是要想让他们曝光于现实之中，他不是现实的追逐者。他通常从平视的角度拍摄人，并时时提醒自己为不同的阐释留下空间，包括最坏的阐释。

　　斯鲁本是一个另类的旅行摄影家，背上一个帆布背包就可以开始他的发现之旅。他说：“我并不绞尽脑汁来找寻题材，题材是在旅行中自己迎面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