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贾姆希（以下简称贾）：你刚刚到纽约的时候干的是什么事？从瑞士来到美国，是作为见习摄影家开始工作的，因为你不想做跟你父亲相同的工作。他是做什么的？

　　罗伯特·弗兰克（以下简称弗）：实业家。做的是收音机的进出口工作。进口到瑞士来销售。当时是从欧洲与瑞典、还有英国进口。在二战期间受到大幅度的限制。这就是我父亲的工作。1947年到纽约的时候，由于我不会说英语，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惴惴不安的心情，几乎听不懂，人家说话的速度又极快。有一次向某个男人问钟点时，那个男人站在那里说：“我知道现在几点钟。”

　　贾：可就是不想告诉你时间。

　　弗：是的。我感到了害怕。

　　贾：回顾过去你觉得无聊吗？

　　弗：自己想要的东西肯定会到手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里边有某种--虽然不是公平，但我想这就是人生。

　　贾：但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也付出了代价。

　　弗：而且在付出之后还不能生气。回顾过去，“哎呀，我牺牲了这么多，代价太大了”，这样的话还说不出。只是埋头前进，不回头。

　　贾：你的作品里有许多个人化的东西。你的作品是不能与你的生活、或者说你的人生的个人事件分割开来考虑的。在你拍摄的电影《最后的晚餐》中，虽然表演成份相当多，但即使是那样的作品，个人化的东西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弗：我想，个人化、让个人的东西露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事。人家总认为个人的事情就等于真实。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贾：如果是个人的东西，反而风险更大。因为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要与出现在作品中的一部分自己相对，它要反过来看这边的。这比光是造一个故事要难多了。

　　弗：啊，那是很可怕的大事情。因为这是变换。人家问我：“为什么你做这种个人化的东西？”最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我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做过的、体验过的事情，就明白要怎么样来说它。我就这样看着这个人，这么回答：这是我的反应。我这么说着我就走了。但是如果拍成电影，对我来说，这就不像是事实了。没有现成的例子。这……，在《最后的晚餐》中的儿子的说话方式--如果想到帕勃罗（译注：弗兰克的儿子，患有精神病，已于近年去世）就非常难过--那是我想说的话，或者说是我对于发生在帕勃罗身上的事的感受，而电影中儿子成了我的代言人。也就是说，对真实作了编辑变形了，这就不成其为真实了。我认为在照片那里有时真实还会在的，《美国人》就是因为那些照片看上去很真实，看上去拍摄下了那个时代，所以才能够这么长久地留存下来。的的确确这是那个饭店、睡在地板上的婴儿确实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那本书能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它有某种符合真实的东西。

　　贾：在你年轻时，有没有让你受到过启示的艺术家？在苏黎士的时候，受过达达主义者的影响吗？

　　弗：没有。基本上是作家，法国的作家与法国的电影对我的影响，都是战争期间可以看到的老电影。战争时期我是17或18岁，那个时候可以看的电影，也有美国电影。比如说沃拉斯·比里的电影，我喜欢他。在瑞士进电影院是一件大事情。不到18岁，是不能去看电影的。

　　贾：为什么？

　　弗：是那个地方的规则、或者法律吧，认为青年人看了电影也许会堕落。当时的瑞士几乎没有外国人。国内全部都是瑞士人，人人奋起坚守国土与习惯，不使之受污染或损坏。此外像加缪这样的作家写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我最初读他的书是在1940年离开瑞士的时候。1946、1947年，加利努、萨特他们的书，也对我很有影响。特别是加缪，他的书，我至今还在反复看。他写的东西非常容易理解，这个人可以以最简朴的语言来讲述非常深刻的思想。我虽然受他的影响很大，但因为我是一个视觉人，所以没有想要模仿他。我也不可能像加缪这样来写。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之外又从另外的事物接受影响是一件好事，这与我从柯特兹、卡蒂－布列松、沃克·埃文斯那里受的影响不同，当然我从他们那里受过一些影响，但由于自己无法控制，总之，没有到“想受卡蒂－布列松的影响、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这种地步，这样才能拍照片。不过更强的影响是从书本上来的。

　　贾：那么从视觉那方面没受过什么影响吗？画家什么的？

　　弗：从抽象画家那里受过影响。更多的倒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以前的传统脱离，感到非常富于魅力，与跨掉派一样的东西。

　　贾：这是你来纽约之后的事吧？

　　弗：是的。与他们认识之后。

　　贾：当时的作家也过着非常边缘人的生活呢，跨掉派的那些作家们。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1958年４月，你与克鲁亚克一起到弗罗里达去。

　　弗：我们从《生活》画报拿了些钱一起出发，带上他的母亲与她养的五匹猫，一直把她送到家。我拍照片，他写东西。《生活》画报出钱，他们不喜欢摄影，说我的照片看上去像俄罗斯，结果照片没有登出来。常青出版社出版了这些照片。他写了这次旅行，以他的风格。

　　贾：跟他一起开车去的吧？

　　弗：他没有开车。就睡在汽车的后面。坐起来后就这么说：“好，到那边去，我坐到前面来了”、“做了梦了”，因为他每天一定要做梦。他是个非常沉稳的人，根本没有小心眼。真是非常的正直，是个好人。

　　我受过克鲁亚克的影响。人们经常说我是跨掉派，这完全搞错了。因为立场不同。我负有现实的、重大的责任，有家庭、有两个孩子，没有去追随跨掉派式的生活方式。他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他们支持完全的自由，我是这么认识他们的。而我却不拥有他们所有的自由。但是与他们相识让我得救了，特别是克鲁亚克，此外恐怕还有金斯伯格，我很喜欢他的诗《卡第绪》。我来自另外的文化、来自欧洲，熟悉美国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即使是棒球规则也花了很长时间。我不断地看书，托马斯·沃尔夫、舍伍德·安德逊等人的书。在这个国家拥有影响力的人是迪伦。我受过迪伦的影响。我认为他的诗、歌都很棒。他是一个明白人，他能够传达这个国家的事情，他能够叙说这个时代、他的时代的种种事情。